精神永续相传，奋斗生生不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年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60年后，22所追寻新中国史册上“两弹一星”精神的足迹从未停步。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以下简称“电波所”）从1963年就开始参与我国核爆炸通信效应的研究工作。为探索核爆炸产生的大气层效应，了解核爆对电波传播影响的规律和机理，实现电磁脉冲的核爆侦察打下了扎实的试验和理论基础。1977年开始，电波所又承担了“核爆电磁脉冲探测系统”研制任务，对核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和电离层效应进行监测，掌握电磁脉冲传播规律，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63年至1985年的20多年间，电波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参加了我国全部15次的空中核爆试验观测，参试的人员超过150余人，每次试验工作时间前后约2个月，足迹遍历四大洲、四大洋，全球航程近十万公里。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队伍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电波所人对祖国国防事业的执着、忠诚，不怕苦、不怕死，不讲条件、不怕困难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

　　付出必有回响。1978年至1986年，电波所获得国家、省部委多项奖励，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低空氢弹爆炸试验。电波所在现场开展观测试验。同志们热情很高，自觉性很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里与风沙、酷热、严寒、干燥勇敢拼搏。

　　到了罗布泊试验场后，修工事、调机器，在距爆心27km的黄羊沟设立了电离层观测站，这是整个场区最靠近爆心的有人观测站。考虑到安全问题，修了一个掩体式的半地下室，面积约有25㎡。为了减少爆炸的冲击波压力，从地面向下挖了约1.5m深，放上大圆木当梁，圆木上铺上芦苇后再铺上油毡，最后再盖上半米多厚的土层。

　　电波所人就在这样的工事中作业了，他们是距离爆心最近的人。他们明白，核爆通信效应观测数据意义非凡，而观测机会一旦错过，就将遗憾终生。他们更清楚，核爆炸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会对自己造成极大损伤甚至死亡，但他们都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在一次近距离观测时，上级出于安全考虑只允许留下两个人。

　　为了这个“死亡通行证”，参加试验的五位同志争得“面红耳赤”，组长吴启钧毫不犹豫地说：“我已经有孩子了，出了事也没关系，我留下。”廖奎章和段忠玺都说:“需要调试和维护进口设备，我留下最合适！”吴启钧考虑再三后，决定他自己和廖奎章两人留在工事内执行任务。

　　6月17日上午，大队人马撤离到安全地带，只有廖奎章和吴启钧在机房内。一人守在操作台前，关注着电离层反射电波信号的变化；一人守在收音机前，听指挥部发出的报时信号及监听无线电广播电台信号的变化。

　　一声惊天巨响！试验场一片狼藉，芦苇搭的油机房顿时着火，地下掩体尘土飞扬，碗口粗的木梁瞬间变形。

　　万幸的是，数据读取正常，观测试验，取得成功！不幸的是，试验过后，多位参加近场区核试验观测的同志，相继离世。

　　他们是祖国忠实的科研战士，英灵远去，浩气长存。他们都有一个朴实的名字——中国电波所人！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项事业是一项绝密工程。对参试人员而言，“保密”是脑子里绷得最紧的弦。每次执行试验任务的时间、地点和有关情况都不得泄漏，连爱人也不能说。1967年，有位同志刚参加过夏天的核试验，10月份回家办婚事时，收到了两封急电催回，但未讲明什么事，父母、爱人均不明白也不理解，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婚事、家事哪有国事大”，他毫不犹豫立即返所待命。

　　参试人员每次都是悄悄地开进这个神秘的罗布泊地区，默默地工作，一声巨响之后，又静静地撤离。对现场看到的一切，只能“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想在回忆里，烂在肚子里”。研究工作和论文也极少得以发表或见于报刊，还有一些从事核试验效应探测与研究的人员至今仍然鲜为人知，成了一代无名英雄。

60年前，戈壁滩的一声巨响

如今依然回荡

电波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风雨兼程志不休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60年后，新一代电波所人

已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血脉

致敬先辈，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