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在网通院生活区一栋居民楼里，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得满屋生辉，一位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沐浴在阳光中，将自己与共和国共成长的不凡经历娓娓道来。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当时21岁的裘礼荣正在浙江大学就读，他怀着满腔热血和无限向往毅然参军，随着队伍北上。

“到张家口的时候，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学习，这就是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裘礼荣说，他在该校无线电工程系学习3年毕业后，1952年秋被分配到军委通信兵部科技处工作。

当年冬季，通讯兵部接到军委紧急通知，要派人去朝鲜，解决坑道通信和指挥网建设中的问题。通信兵部立即组织了10余人的志愿小分队，裘礼荣名列其中。他们携带大量通信设备和器材，由北京乘火车直达丹东志愿军兵站，焦急地等待渡江时机。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裘礼荣和同伴们怀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饱满热情，迅速穿过鸭绿江大桥，乘上志愿军司令部的专车，奔赴战场接受任务。一路上但见断壁残垣，累累弹痕，十室九空。汽车行驶一天后，裘礼荣他们夜宿农家，睡地铺、盖大衣，次日趁早继续赶路，一直走到三八线附近。

裘礼荣回忆说，当地山多、沟多，冬天经常下雪或下雨。在三八线前沿的大山里，志愿军已经构建了很多坑道，曲曲弯弯的，坑道内潮湿有水。在洞中洞——“猫耳洞”里藏有武器、弹药、粮食和睡觉用的干草。每座山都有五六个出口，路路相通。山口外有野战工事、掩体、观察哨等。

“那时候部队的通信设备十分落后。远距离通信设备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又重又笨的美式短波电台。”裘礼荣介绍说。

这种电台使用电子管，体积大、耗电大，光干电池就30多斤，通信战士行军时不能背行李，只能背电台，爬山下沟，累得气喘吁吁，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行军愈发艰难。“但没人叫苦，没人说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信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人的血液里！”

在宿营时，电台通信为了节约电池，就改用手摇马达供电，一人骑在长条板凳上，双手交替摇动马达手柄，这是十分艰苦的力气活，每隔半小时就得换人。

做坑道通信实验时，必须把天线铺到坑道口，做成各种隐蔽的辐射形状来收发信号，再由2-3人组成一个小队，背负着通信电台，跋山涉水到野外选择不同地形与坑道里的设备沟通联络。出去的人每天午餐只带三块军用压缩饼干喝一壶水，即使寒风凛冽也都坚持工作，干到深夜是常有的事。通过这些实验，解决了战场通信中的一些问题。

有一天，裘礼荣和四名战友乘车去东海岸水泥地堡国防工事进行通信实验，联络非常顺利，大家都很高兴，没想到却“乐极生悲”：下午4时返回基地时，经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桥，因木料突然断了几根，致使汽车震动向上冲，坐在敞篷车上的5人全被颠落河中！所幸河水仅半人深，大家你拉我拽终于脱险，但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除了做通信试验，在战斗打响时，裘礼荣他们还辅助志愿军战士保证前后方通信畅通。

1953年7月13日，为配合板门店谈判，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夏季反击战役打响。志愿军此战的重点是夺取美韩军的主要阵地轿岩山，啃掉这块硬骨头。轿岩山位于金城以南，是敌军防线的突出部位，由重兵把守，山上工事、碉堡、雷区密布，易守难攻，已经形成一处大的山地要塞。

晚9时整，战斗打响，一时间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枪响密集、杀声震天，战斗异常激烈。在战场拼杀的同时，在距离交火区不远的前沿坑道中，裘礼荣和几个同伴正在与通信战士一起，全力维持前线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信畅通，为战场快速反应和临场指挥提供了通信保障，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战斗在27日晚10时结束，以我军全面占领轿岩山阵地告终。轿岩山失守，导致金城方面美韩军全面崩溃。此役迫使美方签了城下之盟。通过这一战，志愿军为北朝鲜至少争取了14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板门店谈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停战线最终被钉在三八线上。

“战场的亲历，让我有感于我军通信设备的落后，作为科技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回国后尽快研制新的通信设备提供给部队。”裘礼荣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