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新中国，是我的幸运，是祖国塑造了我，让我的人生充满精彩和探索；是祖国培养了我，让我走上了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我感恩伟大的祖国！

　　几十年来，我在电波传播领域的创新突破，包括为国际电信更新五项技术标准，归功于我的祖国，归功于中国电科，归功于我的同事们。没有祖国的独立强大，没有中国电科的平台，没有同事们几十年奋斗积累，就没有我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

　　新中国挽救了我的学习生涯

　　1937年11月15日，我出生在湖北省京山县永漋镇一个叫龚家垴的村庄。我的父亲上过正规的官学，在村里是能写会算的人。从4岁开始，父亲就教我识字、打算盘。6岁我开始上私塾，村里一些老先生经常考小孩子，一是看谁认字多，二是看能不能算一些算术难题。我总能最先算出答案，令大家很吃惊。

　　在我1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让我的求学路不得不中断。遭遇土匪抢劫、父亲受重伤，各种生活磨难接踵而至。作为长子，我只能留在家中务农，锄草、犁地、拔棉梗、收庄稼。我在家里干了近4年的农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号召适龄儿童去上学，我才有机会重返学堂，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成立挽救了我的学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学校我的成绩优异，以荆州专区12个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天门高中，我对数学专业有着特别的钟爱。在我眼中，数学是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理性和逻辑思维所能达到的高度，高考我又如愿考入了武汉大学数学系。

　　祖国的需要让我义无反顾

　　1962年8月，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十院十九所。1963年，国家为加强无线电波传播研究工作，形成拳头力量，把国内从事电波传播研究的三个单位相关人员重新整合，在新乡成立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第四机械工业部22所）。1965年，包括我在内的十院十九所电波传播研究室155人，怀揣着立志献身电波建设祖国的理想，毅然从石家庄搬迁到河南新乡。

　　我所在的第七研究室是搞电波传播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电波观测工作的。我被分到理论研究组，主要任务是协助老同志查阅技术资料，进行数学公式的推导。

　　电波传播属于物理范畴，从事电波传播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物理专业出身。而我大学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从事这个岗位专业不对口。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到，一些物理概念不清楚的时候，数学上就无从考虑。所以，工作没多久，我就开始补习物理知识。

　　1962年至1963年，我从单位图书馆借来了大量的书籍，自学了北大、清华的物理课程。当时，这两个学校的物理课程很多内容都是翻译了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得比较好。

　　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晚上，经常学到11点多。我的物理知识在那两年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对我开展天线增益降低的调研也有很大帮助。

　　致力于流层散射研究  勇于质疑权威

　　要了解对流层散射传播，就必须先从对流层散射传播机制入手。但是，对流层散射传播机制具体是什么呢？多年来，国际国内众说纷纭。20世纪50至60年代，在国际上，美国、法国、原苏联、日本等都有一些理论探索，做了一些测量试验，总结一些计算模型。

　　我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验证和实践，发现国际上这些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进行电波线路设计时，通过大量的数据验证，我先是对他们的模式产生了质疑，后来进一步思考，他们在理论方面是否有缺陷，我发现这些国家的模型并不适用全球，或者说，还没有一种能够适用于全球的普遍的理论方法出现。

　　认识到这一点，我首先从理论入手，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它是一个可以兼容多种散射机理的广义散射理论模型。然后，我利用中国的10多条线路的试验数据来确定普适模型中的气候气象大气结构参数。确定参数之后，我又进行了检验，从而证实了我的这套理论模型在中国地区具有适用性。

　　1976年，我有幸受组织委派，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了国际电联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关于对流层散射传输损耗预测，我看到了美国的NBS方法和法国的方法，它们已经放在了国际电联的ITR报告里。

　　就像前面所说，在进行国内通信线路工程设计时，我还参考过这两种方法，也非常清楚这他们存在的问题。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比美国和法国的方法差，我们有自己的测试结果，而且国内的线路设计已经按着中国自己的方法运行了多年，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的适用性模式，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提案。从瑞士回来以后，我便开始着手准备提案了。

　　1977年，我提交了提案。我的提案是“对流层散射传输损耗统计预算方法”，这次会议上直接采纳了我的文稿，与美国、法国方法一起放在了同一个238号报告之中。从1978年起，几年时间里，各个国家都对美、法、中三国方法进行检验研究，看哪个方法更好。

　　很显然，在全球测量数据库没有开放共享之前，每个国家都只拥有自己国家实际测量的数据，而没有别的国家的试验数据。真正有发言权的其实是美、法、中这三个国家以外的国家的意见。

　　英国在国际电信界比较有权威。他们认为，中国方法在理论上更严谨，少有人为成分在里面，使用起来更简单。他们还拿了西北欧等国家的试验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是中国方法与实际测量最吻合。因此，英国根据检验结果明确表示，中国方法对于其他温带地区也是符合的。此外，印度也认为中国方法比较好。美国也对中国方法进行了比对，但却是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数据来检验中国方法，由于我当初设计时主要以温带为主，所以中国方法计算出来的数据实测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据此，美国提出，中国方法并不适用于全球。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方法曾一度被转入238报告附录。

　　1985年，为了对三个方法进一步进行检验比较，国际电联颁布了全球对流层散射数据库。这一举动帮了我的大忙，我有了其他国家的测试数据，就可以直接用全球对流层散射数据库，进一步订正我的普适性模式中气象气候和大气结构参数。经过这一番修订，1986年，我得到了全球普适性的模式和计算公式。

　　我代表中国提出了新提案

　　1987年，国家电联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州召开，专家围绕中国新提案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一作答，尽量用数据说话。经过介绍，参会的专家从最开始的质疑，到后来通过答辩，他们认为中国的提案在理论上比较科学合理，也比较简洁，拿计算器就能算出来。而美国的模式，计算起来要运用大量的曲线。

　　在这次会上，中间工作组核心专家取得了共识，确定以中间工作组的名义形成文件提交给1988年中期会议，明确表示，以中国的这套方法替代美国的NBS方法。但是1988年中期会议，有人提出不能急于定论用中国方法代替美国方法。最终会议决定，要留时间让各个国家的主管部门进行检验，各自拿出意见，就这样提交给了末期会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末期会议，在大会就要通过决议的节骨眼上，美方突然提出，中国方法的预测结果与全球对流层散射数据库里的许多数据不符！后来通过研究他们散发的材料发现，原来他们在材料中随便改变气候区和设备参数，导致检验比对出现问题。

　　知道美国的意图之后，我针对他们的材料，加紧写了一份材料，把美国提出来的问题逐一进行澄清。后来，英国和加拿大的检验结果提交，证明了中国模式的确更加精确，一场闹剧才就此打住。就这样，会议决定以中国方法作为主报告，美国和法国模式作为附录提交全会。

　　十年磨一剑，尘埃终落定。

　　1990年，CCIR第十七届全会确定由我领衔创立的“Zhang氏方法”，即“全球适用型对流层散射传输损耗统计预算方法”，正式替代在国际上沿用20多年的美国NBS方法，作为国际通用方法列为CCIR238报告主体技术模式，美国NBS方法和法国方法均打入附录。

　　1992年，“Zhang氏方法”进一步形成《CCIR617建议》，美国NBS方法和法国方法被删除。CCIR建议是国际电信技术研究的最高成就，该成果也同时列入我国1992年度十大电子科技成果。

　　此后的几年里，我又一鼓作气，连续提出更新了四项国家电信技术标准：

　　1997年，我的大气衰减简易预测方法取代了《ITU-R 676建议》中的英国方法。同年，“海面反射衰落预测方法”，取代了《ITU-R 680建议》中的日本方法。

　　1999年，我在国际上首次创立了电离层闪烁衰落长期分布预测方法，并形成《ITU-R 531建议》。此外，我还改进了《ITU-R 529号建议》中有关陆地移动通信场强预测的日本Hata模式，使其适用范围大大扩展。

　　新中国成立70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科技事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未来不可限量。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见证了科技事业日新月异，我也很欣慰自己的基础研究对国内武器装备和系统发展、我国航天工程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回首与祖国同行的七十年，我感悟颇多。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既要广泛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更要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不受任何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敢于挑战，勇于挑战。一个科学家，关键就是要创新，科学家的天职就是创新，而要成为一个有作为有前途的中国科学家，首先必须爱国。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集团公司和22所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将继续发挥余热，尽己之力，为我们的事业做出更多贡献，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相信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会把我们的事业传承下去，再创辉煌。